政治理论学习资料选编（168）

 

兰州商学院党委宣传部编印

 

2015 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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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1）

◆超越因材施教尚需深度变革…………………………………………………………………………（5）

 

◆借力“互联网+”创新教师教育模式…………………………………………………………………（8）

 

­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

彭笑刚

 

摘要:彭笑刚，纳米材料科学家，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公司发布了依据过去10年中所发表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而确定的全球顶尖一百名化学家榜单， 彭笑刚 教授名列第八，在这世界一百位化学家中， 彭笑刚 教授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国全职任教的学者。汤森路透发布“2014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高被引科学家名录”，彭笑刚是大陆地区15位“最具国际引文影响力奖”获得者之一。

 

彭笑刚 教授到浙大的时候，与校长“约法三章”，其中的一条是“不能被要求接受采访”。这还挺有效的，让日子过得比较安静，尤其是如 彭 教授这样从来不会拐着弯说话的科学家。但也有不好的，就是好的思想无法分享，尤其是如 彭 教授这样的思想者。好在 彭 教授喜欢上课，所以，在青年教授联谊会约请他讲座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讲座的起因是 彭 教授出了一本书《大学与伊甸园》，一本单从书名很容易被忽略的书，却是他在浙江大学任教5年，从一个教师的视角所做的职业思考和分析。之前，大多是人文学者在批评大学的时候，点评教授的“今不如昔”，但还没有过一个科学家如此系统地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授。

 

正如这本书一样，这个讲座，可贵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好的，而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其实，对于不好，大家都知道。

 

－－－－－[中国教育报特约主编思考]

 

 

老师有一项特质，只要有机会说话他就会说话。但我不喜欢来来回回讲同一个东西。这次讲的除了《大学与伊甸园》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还会讲讲我最近思考的一些东西。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5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他就是竺可桢校长。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校区，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 支好的 教授队伍。他说：现在一些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这些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犹在”。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但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更关心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的教育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我深以为是。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明白国家已严重落后。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其实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荒唐的时代。

 

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几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怎样才能教出身心和谐的人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很难达到教育目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自己做主，我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 蔡元培 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另一条路是 竺可桢 先生倡导的科学理性教育。 蔡 先生当时聘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理工科方向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感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个性，培养出专业人士的独特科学视角，以此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 罗素 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关键在 教授。

 

很多 高校的 教授，大多数都想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精彩。课堂目的之二，是为学生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要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 全体 教授一起建设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校长提出我的计划，至少让我讲5年本科的物理与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设定教学路线。

 

我的课堂我做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大学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应该会有治校的机会。

 

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周杰伦也不错。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靠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把歌词唱错了，台下观众可能会不太愿意。我们在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得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课件）。今天上午下课之前我问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别的高校做报告。讲完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及世界的九牛一毛。绝大多数是未知。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学生进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以往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有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教授自己没有把握，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得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四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四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 彭 老师你的课上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能够”。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 蔡元培 先生及如他般的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科学研究做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现场互动】

 

 

提问：虽然我是博士，我感觉自己就像桌子上的“灰”。我想问， 彭 教授碰到“灰”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他？

 

彭笑刚：这个决定于你自己的人生观。你想怎么活在世上？你和周围人是什么关系？在我个人看来，人首先是动物，更高一级，人又是群体动物。群体动物的特征，是彼此依存。我的幸福快乐来自周围的人，没有周围的人就没办法活下去，任何事情都完全没有价值。因此，我认为，周围一些人从工作水平上可以认为他是灰，但是从人格上说起来，他是一个人，他会得到我的尊重。

 

提问：怎么在学术能力上提升自己，不做桌上的灰尘？

 

彭：这个答案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勇气：从零开始。

 

你这一领域，最基础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基本概念？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的体会你走得越基本、越扎实，你只要走几步就走到别人前面去了。你总跟着人家后面跑、不求甚解，你就会发现总是在人家后面、满脑子的“脑血栓”。你可以把人想象成从一点出发往前走，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你把知道的东西画个圈。你往前面走、走出圈子，还是未知，你也就走到了他人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好多人横着走，那就只能是灰。能不能不横着走？

 

提问：您在演讲中有点把道德、法律和良知、良心对立的感觉。但是我的理解道德和法律应该是良心和良知的物质层面的体现。您赞同这样的理解吗？

 

彭：这是对的。法律和道德都要经过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的批判，自己判断，而不是道听途说地接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不赞成因为一些道德规范是约定俗成的，就不问缘由地跟着走。

 

超越因材施教尚需深度变革

 

卢晓东

 

[编者按]:针对创新人才培养，本文作者对传统“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大胆质疑，通过在《光明日报》 2月 10日 发表的《因材施教能否回答“钱学森之问”》和 3月 31日 发表的《培养创新人才还需超越因材施教》两篇文章，对因材施教难以承担创新人才培养进行了阐述。本文则是作者在前两篇的基础上，立足“超越因材施教”，对如何实现“超越因材施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14 年10月16日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在该校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反思了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他说：“清华培养的学生质量均值不低，但方差较小，杰出人才的比例并无显著优势。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趋同性强，也说明培养模式对学生多样性、个性化需求的包容不足，供学生自由发展、个性成长的空间不够。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对人才的同质化要求较多，清华的办学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随着我国发展从跟踪到引领，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将大大增加，对创新创业能力的要求将大大提高，再靠单一的培养模式显然行不通。学校教育的核心是要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而不是替学生设计好路径。”

 

其实，设计好路径的教育就是因材施教的教育，其培养出来的人才好像“一个模子刻的”。因材施教的逻辑与雕刻家的逻辑非常类似。雕塑家要雕刻一座汉白玉人体，他于是画出设计图并一次次修改，之后到各地选择石材，再按照设计图雕刻出栩栩如生、连肌肉纹理都纤毫毕现的人体，这当然是一种成功，但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成功。因为，雕像没有超越雕塑家的想象，而创新人才培养恰恰是人才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想象。超越因材施教，就是让教育去掉工业化的色彩，而这需要教育领域综合的深度变革。

 

总的来看，这些变革要集中于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不是持续刻板地规训学生，而是为各类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肥沃的土壤、自由的土壤，有压力和挑战的土壤。在整个教育过程和学生成长过程中，更加注意到学生正在寻找自己，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的变化和发展。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需要以此为目标进行持续改革，朝向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准确定位，为学生必然发生的变化作准备，而非将学生当作固定人才因材施教。

 

 

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如果学生必将变化发展，那么大学人才培养机制的核心逻辑就应当是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和了解自己，帮助他们在人生发展和教育的各个阶段进行选择、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机会，并且帮助他们实现选择。以下几个途径，将有助于这方面工作的进行。

 

一是通过通识教育给学生选择背景和原则。

 

通识教育之所以必须成为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首要原因在于中学教育中通识教育的缺失，导致他们多数是以狭窄的眼界选择大学和专业。大学在第一第二年的通识教育则可以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并促进学生对自己的了解，这是理性选择的基础。此外，通识教育应当提供给学生在大学期间以及之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选择的原则，包括理论原则和技术原则。

 

二是自由选课。

 

因材施教的原则之下，大学让固定专业的学生按照固定的教学计划亦步亦趋地同步学习。超越因材施教则努力让学生自我选择、自我塑造和自我学习。在全校范围内任意选课意味着，当学生在电脑上打开选课系统，他可以看到全校所有院系的课程，并跨越院系藩篱选择所有课程（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自由程度可以有所不同），甚至跨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篱选择课程（意味着大学需要在组织制度上打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自由选课意味着机械学院将所有选择本院课程的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学生，不将上课的艺术系学生认为是“二等公民”。于是，中文专业的A学生选了一门3D打印的课程，环境科学专业的B学生选了“埃及政治与宗教”的课程，哲学专业的学生选了工学院“石油开采”的研究生课程。教师敞开了自己的想象，并不去刻板地判断学生这样修课是为了什么。

 

在必修与选修的维度上，大学可以给予学生30%-40%选修课比例，将必修的比例控制在60%-70%之内。即使是必修课，也允许学生挑战性地选择课程难度（比如允许历史专业学生挑战数学分析课程、比如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挑战性的“拔尖计划”课程）、选择任课教师、选择上课学期（比如自由决定政治理论课的上课学期）、选择课程类型（比如选择以中文教学的课程或者英文教学的课程、比如选择小班研讨课或大班讲授课）、跨校选择课程（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修读一门英文的“计量经济学”），甚至选择一门康奈尔大学开设的慕课以替代本校必修课。

 

显然，这样的自由选课会带来许多“意外”，比如一个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哲学硕士，之后又选择“石油工程”专业博士；比如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会报考化学专业硕士并且如愿以偿；比如一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了生物学本科课程，竟然“意外”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这个人就是程和平院士）。超越因材施教的原则下这样的“意外”会成为新常态。

 

三是以住宿学院和文理学院去除学生的专业身份束缚。

 

学生目前在高考中选择了专业，进入大学后其选课和学习已经受到专业身份束缚，专业院系也会将学生当作自己的“私产”，因而为学生的课程选择、专业选择和转换设置障碍，例如某大学天 文学系 老师会对学生说，“你进了天文系，我们就要按照天文系的模子让你毕业，至于你将来做什么，我们不管”。

 

为了去除以上障碍，充分展开学生的想象力，超越因材施教应该是部分或者全部学生进入大学时没有专业，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再选择专业。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以给予学生“专业”和“院系”之外的身份居所，大学需要渐进式教育组织模式变革，成立住宿学院或者更加根本的文理学院。大学也要逐渐建立制度和机制，不去精确计划各专业学生人数，而根据学生的选择调整课程规模、调整院系固定和临时教师编制。这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是发展个人专业。

 

在住宿学院和文理学院制度基础上，发展个人专业将成为可能。所谓个人专业，是指个人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是由教师组织完成，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全校（甚至更大范围）课程中自行组织完成。学生按照自己组织的教学计划选课学习，构建出完全独特、稀缺、个人的知识结构，获得个人专业的学位证书。个人专业毕业生知识结构具有高度的个性和特殊性，他们未来将在社会中会发挥特殊作用。

 

个人专业是从本质上完成了超越因材施教，即“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五是自由地转专业。

 

学生在高考时选定的专业与学生的兴趣和天赋多数不存在很好的契合，更难以与变化的社会和学生的未来很好契合，大学应当允许学生（相对）自由地转专业，构建自己的未来。自由地转专业意味着学生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是听任教师塑造自己。

 

给予学生更多的转专业自由，教育者需要克服两个观念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专业选择公平观。这一观念认为只有高考分数较高的学生才能选择类似“金融学”这样的热门专业，低分学生不能学，这样才公平。大学因为以上简单观念忽略了对学生专业选择的指导，将一些高分但实际上对金融没有热情、只是跟随流俗进行选择的学生留下来，使那些低分但是更有天赋和兴趣的学生难以进入。第二个障碍是专业选择奖励观。这一观念认为只有在大学成绩好才能转专业，将专业转换作为对高分学生的奖励。实际往往相反，成绩不好的学生才需要转专业的变化契机。当然，除了克服观念障碍以外，大学也需要进行教育组织模式变革。

 

六是自由选择辅修或双学位。

 

专业是一组课程，辅修/双学位是一组很少的核心课程。高校应当按照学分制模式，为每一个专业构建一个辅修/双学位专业供学生自由选择。当人数较多时，可以单独开班；人数较少时，完全按照学分制管理，允许一个学生跟随主修专业课程自主学习。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辅修专业，例如，塔里木大学主修历史专业的C同学可以选择“枣科学”辅修，西北工业大学主修会计专业的D同学可以选择“3D打印”辅修，西南师范大学主修“儿童心理学”的E同学可以选择“古典音乐作曲”辅修。在这当中，跨校的辅修/双学位教育更为重要，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的F同学可以到北京大学选择“经济学”辅修。超越想象的奇妙知识组合在超越因材施教的同时，才能在未来给我们超越想象的创造力。

 

除此以外，大学应允许并鼓励学生在专业既定的情况下，自主创设专业方向（10-20学分的课程分流）；允许和鼓励学生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两个硕士学位同时学习；或者获得一个硕士学位后，再选择第二个硕士学位；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如果有所犹豫，或者对学习意义感到模糊，他可以延迟一年入学，去社会探索意义；学生学习期间如果产生怀疑，或者缺乏学习动力，也可以停学1-2年，工作之后再度返回大学；学生因为选择的变换可以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构建支持选择和变化的教育系统

 

 

国家教育系统的设计惯常考虑社会分工以及大学的经济效益等因素，但超越因材施教应该从学生必将变化发展角度去考虑系统设计，应该注意到更多的学生具有潜能，并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构建出支持和鼓励学生在人生不同阶段、在不同教育系统间、在不同学校间逐步选择、变化和发展的教育系统。以此为目标，教育大致要在以下方面进入深入变革：

 

一是大学间转学。

 

社会对个体的认识和个体的自我认识都会变化，因此在超越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下，高考虽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对学生材质的终结判断。高考中成绩不佳的学生也许蕴藏了无穷潜力，他们只是尚未发现自己因而特别有待激励。虽然高校之间必须存在分工以提高效率，从而大学间培养目标不同、教育环境不同、教师不同，但我们必须通过转学为重新发现自己的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和学习环境。转学具有双重意义。第一，转学是普遍的激励，激励大部分学生再次询问自己、发现自己因而持续努力。麦可斯公司2014年对大学新生的调查表明，六成大学新生对学习缺乏动力。转学就是当下亟须的新动力。第二，转学是新的学习机会和环境。我们把参天大树的种子栽在花盆里，他们只能长成盆景；一旦我们发现他们的潜力，就要把他们放到开阔的田野和莽莽群山间。

 

实现大学间转学需要“985”和“211”高校系统调整不同年级的学生人数结构。例如，北京大学在保持14000名本科在校生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现在每个年级人数均等，而是可以自高中每年招生2500人，这样一二年级每年级2500人；三年级另外招收转学生2000人，这样三四年级每年级4500人，在校生14000人不变。

 

大学间转学是两个方向的转学，在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也会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里，从而决定转学到高职院校。流俗认为这是失败，但其本质却是成功。

 

转学制度在观念上需要克服高考的绝对公平观，在操作层面需要逻辑设计和严格执行以防止权与钱的侵袭。

 

二是开放的暑期学校。

 

开放的暑期学校是高校利用暑期，面向其他高校和整个社会开设课程，其本质是高校向外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目的是为其他高校在校生、中学生、社会各界人员提供校园学习机会和经历，为他们提供转变契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实践表明，开放暑期学校具备实践可能并已产生重要作用。

 

三是提供第二学士学位的教育发展机会。

 

第二学士学位制度是为那些完成第一个学士学位后，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和目标的学生准备的学习机会。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莱格特教授（Anthony Leggett）1959年从牛津大学获得的第一学士学位专业是古典文学（LitereaHumaniores）。但大学快结束时发生的两件事使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又开始在牛津大学Merton学院学习物理学，并于两年后——1961年获得了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并从此走上了物理学的研究道路。我们也应该提供给学生这样的机会——第二学士学位，甚至第二硕士学位。。

 

四是支持学生在各个阶段、各个教育系统间的教育选择。

 

超越因材施教的教育系统需要支持学生在人生各个阶段、各个教育系统之间的变化和选择。当职高的学生发现了新的目标要成为物理学家，我们需要给予他学习的机会和途径；当自学考试的学生计划成为外交家，我们需要给予他学习的机会和途径；当退伍军人计划成为历史学家、数学家或者网络专家，我们也要给予他们机会。

 

除此以外，如果中学G同学需要学习编程，利用大学的高速计算机，我们需要给予他机会；如果中学H同学需要专门研究胰腺癌的测试而到大学听课，我们要给予他们机会；当I同学学习了一门慕课，我们应将其合规转入其中学或者大学的成绩单……

 

充分支持选择和变化的教育系统才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系统，才是能够响亮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系统——不是用因材施教“培养出”杰出的创新人才，而是让无数的创新人才在这样的系统中，自由地、丰茂地生长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教务部副部长）

 

 

借力“互联网+”创新教师教育模式

 

董 奇

 

 

当前，教育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正日益显现。这场“教育革命”的最显著特征是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双重变革”，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教师。

 

面对信息化教学和教师教育模式变革的双重诉求，我国必须利用“互联网+”战略对教师教育方式进行“流程再造”，才能建设“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开放教师研修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把信息化建设提高到关乎国家富强、民族素质提升的战略高度。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8次提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并且提出了“互联网+”战略。当前，在云技术、大数据、慕课等一系列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的冲击下，教育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正日益显现。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教育”呼之欲出，并期盼教育内容的持续更新、教育样式的不断变化、教育评价的日益多元。这场“教育革命”的最显著特征是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双重变革”，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教师。

 

今天的学生大多是伴随着新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被计算机、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等数字工具包围，信息技术对他们的认知、态度及行为习惯影响巨大。长期处于数字化环境中的学生被称为“数字土著”，他们具有多源头快速接收信息的能力，擅长多任务和平处理，喜欢图片、声音和影像，但也存在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学生，他们的学习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与学生共同在教室进行教学活动不再是唯一的途径。他们期盼更灵活的学习进度，更多的个体学习机会，更高频率的使用数字资源，甚至更多地利用各种移动终端、定位设备、传感器和实体性学习资源。对于教师来说，传统的在教室环境近距离对学生进行观察和评估的方式，已无法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面对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教师难以指导和评估学生，难以预测学生的行为，难以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因此，迫切要求广大教师了解“数字一代”学生的学习习惯，熟悉数字化的教学环境，采用信息化教学方式以适应“数字一代”学生的诉求。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对教师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教师教育模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需求正在从数量到结构和质量的转变；二是对教师的学历要求正在从学历达标到素质提升转变；三是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正在从单一技能向研究型、专家型转变。社会对教师需求的变化，必然要求教师培养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需要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作出改变，而教师教育模式的创新变革显得尤为紧迫。

 

美国可汗学院创新的“翻转课堂”模式，以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学校引领的“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成为依靠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促进教育发展、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创新案例。面对信息化教学和教师教育模式变革的双重诉求，我国必须利用“互联网+”战略对教师教育方式进行“流程再造”，才能建设“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开放教师研修环境。

 

——强化师范类院校的“智慧校园”建设，建构适应“数字教师”需求的职前教师培养模式。利用云服务、大数据等技术，对现有教育教学流程和方法进行重构，实现学校教学、管理、科研和服务等的智能化。利用信息化平台将教学信息、资源信息、科研信息等进行开放，使各类信息透明呈现和流转。建设一批支持教师创新能力培养的智慧教室，开展3D打印、机器人、虚拟实验、录播教学等实践教学，构建能够满足“数字教师”培养需求的教学环境、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数字资源，让职前教师充分体验并享受“智慧校园”。

 

——建设全国性教师研修公共服务体系，研发能真正提升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在线课程，重构我国教师研修模式和体系。围绕中小学的课程标准和教师日常的工作需要，研发和推广教师教育培训在线课程，形成优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标准和开发流程。利用教师教育支撑平台速度迅捷、范围宽广、体量庞大、双向互动的优势，创新教师网络研修方式，提升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内容知识（TCK）、整合技术的教学法知识（TPK），让教师“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在线研修活动、教学实践支持成为可能，逐步形成全国性的教师研修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教师教育与各类培训机构的协同创新，推动我国教师教育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师范院校校内、师范院校之间以及与各类培训机构的教师教育课程共享，形成跨越职前、职后的课程内容有效衔接。发挥师范院校在我国教师教育中的引领作用，促进在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方案、培训模式等方面与培训机构的有效协同。在课程共享、区域合作、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训等方面建立协同机制，打破传统教师教育模式单一、封闭的格局，推动我国教师教育的一体化建设。

 

我国教育规模巨大，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落后于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教师资源的分布很不平衡。虽然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事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教师教育的工作目标正逐步从满足教师规模扩张的需要，逐步转向培养知识技能复合、研究和实践能力俱佳的新型教师。在教育领域全面落实“互联网+”战略，创新我国教师教育模式，培养信息时代“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成为当前教师教育的迫切要求。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校长）